文明迭代取決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轉化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系列講話中關于生態文明多次強調的重要論斷，是對文明變遷的歷史反思。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的發展，經歷了從原始文明到農耕文明再到工業文明的發展階段，正在邁向生態文明的新時代。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都體現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人與自然之間相互地位的轉化。在人類社會文明不斷演化迭代過程中，人類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入，走向理性，趨于成熟。
在原始文明時期，人類無條件地依附自然，主要靠簡單的工具采集漁獵獲取生活資料。在原始人看來，自然力是一種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農業文明時期，人類廣泛利用自然，主要靠農耕畜牧穩定地獲取自然資源，以支撐自身發展，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平衡狀態;在工業文明時期，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技術、能力不斷增強，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和利用超過了其承載能力，造成對生態環境破壞，也不斷遭到自然界的報復。生態文明就是人類對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征服、掠奪、破壞自然的慘痛教訓進行的反思，開始修復生態、保護環境，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有很多論述。馬克思曾指出，人類面臨“兩大和解”的歷史任務，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自身的和解”。“人與自然的和解”，是以物質生產為核心的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強調人類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發展，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針對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等地毀壞森林的現象，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這些思想，深刻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人類善待自然就會獲得自然的饋贈，反之就會受到自然的懲罰。曾經璀璨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的衰落，都與生態環境惡化有關。曾經輝煌一時的樓蘭古國，由于環境和時勢變遷，也最終淹沒在自然和歲月的風塵之中。歷史考古研究表明，人類文明的興衰，關鍵的因素，實際還是在于人類自身，在于人類如何對待自然、對待社會。這才是最根本、最要緊的。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70年的階段性進程
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文明到改革開放后的工業文明，進而邁向新時代的生態文明三大階段。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是隨著中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進程而不斷校正、深化和完善的進程。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的30年間，中國整體上表現為農業文明特征，自然災害頻發、糧食生產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盡管“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由于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問題的矛盾并不突出。基于對生態環境的初步認識，大規模開展了包括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美化環境、保持水土和興修水利等生態建設活動。由于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認識的局限，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上呈現出一維認識，強調征服自然;在趕超性的發展戰略驅動下，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導致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具有較強的功利性，更多地強調生態環境保護為經濟發展提供資源服務，沒有認識到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功能性。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環保事業逐漸步入正軌，一系列重大環保舉措相繼實施。比如，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設立國家環境保護局、頒布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有力措施，為推動環保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對防治環境污染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釋放了經濟活力，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使得工業生產力得以大幅提升，巨量的物質財富得以積累。但是，與此同時，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導致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嚴重，自然生態幾乎到了其難以承載的極限。發達國家工業化百年間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短期內集中爆發。“五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農田灌溉，八十年代水質變壞，九十年代魚蝦絕代。”這首民謠形象地說明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抵近工業文明的生態底線、環境紅線和資源上限，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不斷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千年大計、根本大計的歷史高度出發，著眼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面啟動生態保護、污染控制和資源節約的轉型發展進程，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一是徹底改變了過去單一的向自然開戰的自然觀，強調在利用自然的同時也要尊重自然，按照客觀規律發展經濟。二是改變了對生態環境建設功利性的認識，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千年大計，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70年的偉大成就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對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化，環境保護事業有序發展，污染治理成效不斷顯現;生態文明理念逐步確立，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生態文明建設扎實推進，生態環境狀況持續好轉，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
確立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不斷完善。 1972年中國派代表團參加了聯合國召開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國務院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并于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后，中國把實施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制定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相繼出臺，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扎實推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不斷增強。 70年來，隨著環境保護理念的深化，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以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生態環境問題為重點，不斷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治理力度，加速推進城鄉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惡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和明顯改善。2018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的平均濃度較2015年下降了22%，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獲得感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
參與并融入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 1971年年初中國重返聯合國后，在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實現逐漸從旁觀者、跟進者、參與者、貢獻者向引領者的角色轉換。中國秉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積極推進《巴黎協定》達成和落實，促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中國塞罕壩的“綠色奇跡”讓世界刮目相看，北京大氣治理經驗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肯定。中國正在探索出一條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環境與實現經濟增長多贏的發展路徑，為綠色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充分證明，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中華民族要永續發展并實現現代化目標，就必須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文明與生態良性互動。
莊貴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