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當地時間晚7點30，巴黎：經歷了三個不眠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P21）在巴黎達成了一項公平且平衡的協議，明確了2020年到2030年全球氣候治理機制，推動全球向清潔能源未來轉型的進程。盡管在雄心上留有遺憾，但包括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在內的社會各界在巴黎期間的表態和具體行動，標志了全球綠色轉型的勢頭愈加強勁。
自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來，氣候談判經歷了數年的低谷，在六年后的巴黎重回全球政治議程高峰。兩周的談判，承載的是這六年中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從拯救多邊進程、重塑政治互信到重建機制設計的持續推進的最終成果。此次談判有著鮮明的特點——各方較為理性的期待、創造歷史的140多個國家領導參與、主要國家的積極靈活態度、東道主長期持續的積極斡旋和老練的現場把控。從日內瓦的近100頁案文，到巴黎大會前54頁的案文，再到大會拖堂1天后通過的31頁的最終案文（其中12頁的巴黎氣候協議和19頁的決議），在德班大會以來逐步確立的自下而上模式基礎上，巴黎大會的最終結果是相對公平、平衡、全面的。
創綠中心研究院主任，研究員白韞雯表示，“巴黎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又一個里程碑，為全球走向去碳化提供了較為清晰的方向，而在綠色發展成為大勢所趨的今天，中國不斷加速的綠色轉型之路，也是順勢而為。新的氣候協議并非為氣候問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而是作為全球邁向長期低碳轉型的開端，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在這次巴黎會議上扮演了積極的領導者角色，”創綠中心理事楊富強指出。“盡管如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從政府到企業到民間社會的能力建設，來更好地引領全球治理進程及國內的綠色低碳轉型。”
盡管只有三成懸念，巴黎仍舊是一場狹路相逢的盛宴。第二周部長們領銜的政治磋商在周三進入通宵達旦模式，美國更是由國務卿克里親自在現場參與，周六上午案文出來之前聯合國秘書長和法國總統都親臨壯勢，會前懸而未決的幾個關鍵議題在經歷了選項的合并縮減后終于“著陸”。
關于公約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區分（differentiation）原則，在協議序言和第二條中都明確提出反映公平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及各自能力原則、并考慮各國不同的國情。
后2020年氣候資金安排將在2025年之前達成新的共同量化目標，這意味著中期資金數量仍然模糊，且有可能在2020到2015年出現斷檔。不過資金議題積極的一面是設立了最晚2025年制定資金 目標的時間點，并明確以1000億美元為資金目標下限。
在長期目標上，各國承諾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增幅控制在遠低于2度的水平，并向1.5度溫控目標努力，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并邀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于2018年發布關于1.5度目標的特別報告。
巴黎氣候協議明確了從2023年開始以五年為周期的全球盤點機制（global stocktake），包含對減緩行動以及資金承諾等較為全面的盤點，促進未來各國逐步提升氣候雄心，彌合實際氣候行動與承諾的差距。此外在2018年建立一個對話機制（a facilitative dialogue），盤點減排進展與長期目標的差距，以便各國制定新的INDC。
損失與損害機制方面，協議明確了華沙損失和損害國際機制將繼續進行，以回應發展中國家的訴求。但并沒有新的國際機制，并強調這一機制不會成為任何責任或賠償的基礎，以回應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擔憂。
1.5度目標的爭論在第二周不斷發酵，2020年前的盤點機制討論也被不少外媒作為焦點，更吸引外界眼球的還有本周二開始形成并不斷擴大的高雄心聯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 ）。在這些分歧當中作為長期跟進氣候談判的中國NGO，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共識。關于1.5度，IPCC的氣候報告顯示，無論是2度還是1.5度，從目前到2030年減排曲線都是趨同的，兩個情景都需要盡快實現排放峰值并逐步大幅度減排。各方的立足點都是希望減排力度越高越好，而守住氣候安全是努力的方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國都需要首先完成，并盡可能超越其2020年前的目標。高雄心聯盟在談判后程更多在進行輿論造勢，而并非形成了新的談判集團。不過多個國家（如美國和巴西）的加入，反映了各方提升雄心的期望。但是否加入雄心聯盟并非是判斷一個國家氣候承諾是否有雄心的標志，中國和印度在1.5度等問題上表現出的靈活性，以及國內有力度的行動、INDC的和南南合作的積極態度，均在通過實際行動促進氣候保護。而加入雄心聯盟的國家尤其是美歐也需要在2020年前的減排和資金等問題上以實質行動兌現雄心與承諾。
由于人口、經濟體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總量巨大，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影響。2014-2015年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名字與氣候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鍵時期，無論是中國提出爭取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峰值（2014年習奧會），還是全國碳市場啟動時間表以及中國將為南南合作出31億美元（2015年習奧會），都是由最高領導人宣布氣候相關的重要承諾。巴黎更是自1992年達成公約后長達20多年的談判中，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首次出席全球氣候大會。巴黎大會再次印證了，中國在氣候議題上的姿態越來越開放與自信，在南北方國家之間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協調作用，促進不同集團陣營的互信與共識 。氣候外交、南南合作與中國建立負責任大國外交的戰略相匹配。
巴黎談判場上的各種輿論造勢、煙霧彈和政治“扯皮”，在兩周后歸于平靜。歸根到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不僅要看表態，更要看行動。中國的低碳發展和能源轉型之路正愈加明朗，步伐也愈加堅定有力。在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綠色發展已成為未來五年規劃的主要戰略之一。2016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有望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管理方式 。將于2017年啟動的碳市場，以及繼續推進的電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發展，都將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低碳轉型的重要推手。中國的目標是在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費量持續走低，同比下降明顯，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或已在2014年達峰。現階段，國內就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推進能源轉型展開多種舉措，非常有望在2020年實現煤炭消費在總能耗中占比從2014年的66%下降到2020年的57%，提早實現碳排放峰值。這同時會加速對空氣污染的有效治理，協同效應潛力巨大。中國應該通過提早實現煤炭消費峰值，加速可再生能源，促進交通、建筑、能效等措施，落實減排承諾，并適時考慮提升減排雄心。
應對氣候變化，要求減緩和適應兩條腿走路。適應問題對中國而言也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2013年7月,發改委會同環保部、科技部、國土部、財政部等多個部委組織起草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3-2020年)》，制定了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戰略部署，2013 年底,發改委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總體來看,中國的適應工作尚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適應工作在機構設置、組織管理和工作內容上都還比較分散, 缺乏總體統籌、地方各級各部門的落地、以及與其他相關工作的銜接, 具體的資金、技術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確。適應工作是長期工作,需要科學研究分析的有效指導,需要建立扎實的科研基礎,包括全國性跨行業跨地區的氣候風險分析和適應需求分析,以及定期更新此類基礎工作及其相關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力量、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等都應該在不同層面發揮重要的政策建議、科學研究和落地項目等作用。
中國將在2017年啟動全國碳市場，運用創新的市場機制，以更低成本實現節能減排，推動中國實現國家自主貢獻預案中的減排承諾。若要形成有效的市場機制取得實質減排，中國碳市場面臨一定的風險和挑戰，比如數據質量先天不足，潛在總量設定過松風險，經濟增長空間的預留，與國家其他能源和污染治理相關政策的銜接考慮還有待完善。電力行業面臨結構性挑戰，法律基礎和懲罰力度仍需加強，監測報告核證（MRV）機制、第三方資質管理和市場風險控制有待提升，碳市場產生的經濟收入在使用方面尚待明確。為碳定價并形成有效的市場的初衷是實現溫室氣體的減排，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然而目前的政策討論仍在較小的圈子和較為封閉的狀態，參與市場的不同利益主體多是體現商業利益的訴求。建立和運行全國碳市場需要全面思考和實踐、多元參與和討論、有效的市場監管以及社會監督，以確保市場的公平和有效減排。
展望未來，氣候議題在內政和外交上的粘合性將越來越強。低碳發展以及向清潔能源未來轉型的驅動力十足，盡管由于持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導致這一綠色轉型進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但相信在政策、技術、市場和社會的多方合力下，中國將能夠全面協調好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探索符合自身發展階段和國家情況的轉型道路，并為全球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提供支持和幫助，樹立良好的榜樣。
